主题：重庆近代史
- 发表于2008-04-08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三线建设 重庆工业门类完备全国第一
北部湾，美国与越南的海战不断扩大，战火已燃到我国南部边界。毛泽东彻夜未眠，关注着战争态势。1964年8月6日清晨6点，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：“要打仗了，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。”这个行动指他的沿黄河考察。
他在相关会议上指出，帝国主义可能将发动侵略战争，我们得提前准备——将沿海大批重要工厂向“三线地区”内迁新建。随后，全国范围内的“三线建设”轰烈启动。
三线地区，是当时根据国境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向内地收缩，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，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，它基本上是不包括新疆、西藏、内蒙古的中西部内地。
“西南和西北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，西南的重点在四川，四川的重点又在重庆。”谙熟“三线建设”历史的市发改委原副主任马述林说，国家的定位是，用3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，把重庆建设成常规兵器工业基地。
历史为何选择重庆？“主要是重庆有较强的工业实力。”马述林说，重庆历来是全国特大城市，工业尤其是兵器工业本身就有一定基础，7大老兵工厂（望江、长安、建设、空压、嘉陵、长江、江陵）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。
其次，重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老工业基地，配套能力很强。此外，作为老工业基地，重庆的交通、能源条件好：当时虽只有成渝线一条铁路，但川黔铁路即将建成，特别是长江黄金水道，为工业品输出创造了条件；煤炭资源丰富，重庆发电厂也是当时西南最大火电厂。
1970年，上海北站站台，挂着“上海—重庆”的普快列车拉响汽笛出发时，列车上、站台上爆发出告别的哭喊声，车厢里满是支渝的上海人。这是历史学家描述“三线建设时期”的一幕场景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来自京津沪等地的三线移民有50万人。马述林说，这些移民主要是优秀的熟练技工、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，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，他们为重庆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。
重庆三线建设1978年结束，全国700多个转移项目有200多个西迁重庆。“我市1967年就形成了完整的重型汽车制造基地。”1967年在大足建成重型汽车制造厂，还专门为它建了5个配套厂——重庆汽车发动机厂、綦江齿轮厂、重庆汽车配件厂、红岩弹簧厂、油泵油嘴厂，“年生产能力虽只有1050辆，但在当时非常了不得。”
这次西迁造就了许多巨头：迁建的西南合成制药厂，是当时全国最大四环素生产厂；川染厂是全国第二大；由东北轻合金加工厂迁建的西南铝加工厂，也是全国一哥。“当时厂里的大型设备非常先进，如3万吨立式水压机、1.25万吨卧式挤压机、二米八冷轧机和二米八热轧机等，在当时国际上都少有，堪称‘国宝’。”
同时还迁来许多研究院所，如煤炭设计研究院、59所、62所、机械部第三设计院、仪表研究所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重庆分所等。此前，重庆在全国有名的只有钢铁设计院。
“三线建设让重庆获得了开埠以来第三次大的发展机遇。”艾新全说，重庆最终形成了门类完备程度全国排名第一的工业生产体系，迅速跻身全国六大工业城市。“可以说，没有三线建设，就没有重庆今天的工业实力，也就没有西彭、北碚、双桥、长寿的繁荣。”
1994年，中央领导提出使命，重庆立即规划
2020年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
三线建没有迎来战争，却迎来国家一步步的对外开放。随后20年，东南沿海在外来资本的支撑下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重庆默默无闻。
但中央政府最高决策层从来没有忘记重庆。1994年10月，江泽民同志视察重庆，并作“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”的题词。这是中央最高领导人首次对重庆提出“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”使命。
1997年6月18日，重庆直辖市挂牌设立。随着长江经济带开发、三峡工程建设和百万移民迁建，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，重庆被推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的交汇点。
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蒲勇健说：“直辖是重庆经济起飞的重大机遇。”事实上，直辖10年来，重庆经济被重新注入了动力：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10%，人均GDP增加了两倍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9倍，城乡居民收入整体上增加一倍多。
今年3月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重庆发展“定向导航”：加快建设成为“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”，成为“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”，成为“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”，“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”。
国务院最新批准实施的《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（2007－2020年）》，明确重庆5大定位：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，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，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。
“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内涵的不断完善和深化，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图。”蒲勇健说，重庆经济在历史上几次崛起，都得益于当时中央政府作出的事关国家命运的决策，以后重庆注定成为西部龙头，“经济中心必须是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极，且对区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。”蒲勇健认为，在开埠时期、抗战时期、三线建设时期，重庆经济发展主要靠一种借助外力的嵌入式模式推动，不具可持续性，今天的重庆正在努力练内功。据我市十一五规划：到2010年，基本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总体框架，2020年建设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。”
“我们正大步向前走——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蒲勇健用诗一般的语言说。
北部湾，美国与越南的海战不断扩大，战火已燃到我国南部边界。毛泽东彻夜未眠，关注着战争态势。1964年8月6日清晨6点，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：“要打仗了，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。”这个行动指他的沿黄河考察。
他在相关会议上指出，帝国主义可能将发动侵略战争，我们得提前准备——将沿海大批重要工厂向“三线地区”内迁新建。随后，全国范围内的“三线建设”轰烈启动。
三线地区，是当时根据国境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向内地收缩，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，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，它基本上是不包括新疆、西藏、内蒙古的中西部内地。
“西南和西北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，西南的重点在四川，四川的重点又在重庆。”谙熟“三线建设”历史的市发改委原副主任马述林说，国家的定位是，用3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，把重庆建设成常规兵器工业基地。
历史为何选择重庆？“主要是重庆有较强的工业实力。”马述林说，重庆历来是全国特大城市，工业尤其是兵器工业本身就有一定基础，7大老兵工厂（望江、长安、建设、空压、嘉陵、长江、江陵）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。
其次，重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老工业基地，配套能力很强。此外，作为老工业基地，重庆的交通、能源条件好：当时虽只有成渝线一条铁路，但川黔铁路即将建成，特别是长江黄金水道，为工业品输出创造了条件；煤炭资源丰富，重庆发电厂也是当时西南最大火电厂。
1970年，上海北站站台，挂着“上海—重庆”的普快列车拉响汽笛出发时，列车上、站台上爆发出告别的哭喊声，车厢里满是支渝的上海人。这是历史学家描述“三线建设时期”的一幕场景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来自京津沪等地的三线移民有50万人。马述林说，这些移民主要是优秀的熟练技工、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，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，他们为重庆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。
重庆三线建设1978年结束，全国700多个转移项目有200多个西迁重庆。“我市1967年就形成了完整的重型汽车制造基地。”1967年在大足建成重型汽车制造厂，还专门为它建了5个配套厂——重庆汽车发动机厂、綦江齿轮厂、重庆汽车配件厂、红岩弹簧厂、油泵油嘴厂，“年生产能力虽只有1050辆，但在当时非常了不得。”
这次西迁造就了许多巨头：迁建的西南合成制药厂，是当时全国最大四环素生产厂；川染厂是全国第二大；由东北轻合金加工厂迁建的西南铝加工厂，也是全国一哥。“当时厂里的大型设备非常先进，如3万吨立式水压机、1.25万吨卧式挤压机、二米八冷轧机和二米八热轧机等，在当时国际上都少有，堪称‘国宝’。”
同时还迁来许多研究院所，如煤炭设计研究院、59所、62所、机械部第三设计院、仪表研究所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重庆分所等。此前，重庆在全国有名的只有钢铁设计院。
“三线建设让重庆获得了开埠以来第三次大的发展机遇。”艾新全说，重庆最终形成了门类完备程度全国排名第一的工业生产体系，迅速跻身全国六大工业城市。“可以说，没有三线建设，就没有重庆今天的工业实力，也就没有西彭、北碚、双桥、长寿的繁荣。”
1994年，中央领导提出使命，重庆立即规划
2020年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
三线建没有迎来战争，却迎来国家一步步的对外开放。随后20年，东南沿海在外来资本的支撑下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重庆默默无闻。
但中央政府最高决策层从来没有忘记重庆。1994年10月，江泽民同志视察重庆，并作“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”的题词。这是中央最高领导人首次对重庆提出“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”使命。
1997年6月18日，重庆直辖市挂牌设立。随着长江经济带开发、三峡工程建设和百万移民迁建，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，重庆被推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的交汇点。
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蒲勇健说：“直辖是重庆经济起飞的重大机遇。”事实上，直辖10年来，重庆经济被重新注入了动力：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10%，人均GDP增加了两倍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9倍，城乡居民收入整体上增加一倍多。
今年3月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重庆发展“定向导航”：加快建设成为“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”，成为“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”，成为“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”，“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”。
国务院最新批准实施的《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（2007－2020年）》，明确重庆5大定位：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，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，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。
“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内涵的不断完善和深化，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图。”蒲勇健说，重庆经济在历史上几次崛起，都得益于当时中央政府作出的事关国家命运的决策，以后重庆注定成为西部龙头，“经济中心必须是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极，且对区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。”蒲勇健认为，在开埠时期、抗战时期、三线建设时期，重庆经济发展主要靠一种借助外力的嵌入式模式推动，不具可持续性，今天的重庆正在努力练内功。据我市十一五规划：到2010年，基本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总体框架，2020年建设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。”
“我们正大步向前走——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蒲勇健用诗一般的语言说。
雾霭消散，正午的阳光细密地照拂下来。朝天门码头，万人喧哗。随着一阵“来了”的叫喊声，碧眼金发的英国商人立德乐和他的妻子手挽手，倨傲地站在他们的“利川”号机器船上，闯进众人视野。
这一天，是1898年3月9日。“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。”市委党史研究室文史专家艾新全说，随着重庆江面首次响起机器轰鸣，工业文明和现代交通接踵而至，“从此以后，包括国外商船与炮舰在内的机动船，鱼贯出入川江，重庆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。”
当天的历史细节还包括：在渝的上百名英、美、日领事馆官员和外国商会人员，分乘数条木船前往迎接立德乐；本地官府也派众船列队江中，张灯结彩等候。“利川”轮一抵码头，迎候者顿时鸣锣放炮，重庆万人空巷，人们拥到江边观瞻这艘机器船。
此前的1890年，中英订立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》，重庆被开放为通商口岸；次年3月31日，重庆海关在朝天门成立，标志重庆正式开埠。随后，法、日、美、德等国的外事机构进驻重庆。“列强们开埠的目的是，把重庆作为侵略西南的据点，川江则是他们入侵的唯一通道。”艾新全说，但直到1895年中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之前，外轮并未获得川江航运权。立德乐试航的成功，终于让列强们如愿以偿。
立德乐1838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，从1859年至去世前一年的1907年，他都生活在中国，英国《大不列颠名人录》称他是“开发中国西部的第一人”。
“利川”机器船抵达后，重庆和长江边的许多城市一样，成了这种船的受益者——“机器船在航速和承载量上的优势，为码头聚拢了商机，重庆也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首批大城市。”
艾新全说：“此前，因地理环境险恶，农耕文明时代的重庆，在四川格局里较落后，农业薄弱，商业也比不上川西。”但外国列强取得川江航运权后，洋货大肆涌入重庆，并转运至贵州、云南和广西，以及川内各地，重庆成为了西南的商业中心。
随后，20多个国家相继在重庆划定公共租界，列强纷纷在渝建立洋行和买办机构，进行经济掠夺，商品倾销，抢夺原料，垄断市场。据艾新全统计，开埠到1911年，外国列强先后在渝设立商业机构达58家，涌入重庆的外国商品高达430多种，其中香烟就有几十种，棉织品、打火机、药品等大量廉价洋货，冲击着重庆传统作坊。
开埠是一把双刃剑，当传统产业被抵垮，自给自足的宁静生活被打破后，重庆一批有识之士揭竿而起，开始了重庆的近代工业。“他们最先通过山货的粗加工赚外国人的钱，随后投资兴办火柴厂、纺织厂、矿厂、电厂、玻璃厂等。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西方列强无暇东顾，给民族资本带来了千载难逢之机，重庆无论在商业、金融、航运、工业，都有了长足发展。”据统计，从开埠至1919年，四川共有工矿企业115家，其中重庆52家，主要集中在火柴、棉织、缫丝、制纸、煤矿、铁矿6个行业，而成都仅7家，“加上外国资本、买办资本，重庆在四川近代工业中的比重超过50%。”
“至此，重庆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初步形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