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题：中国男多女少结婚成本上升 影响储蓄率

甲女丁男

相亲成本过高的结果是一场关乎宏观经济的长波效应，魏尚进说，中国男比女多引起结婚成本上升，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率，这是整个经济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。

8月26日，农历七月初七，一年一度七夕节（又称乞巧节），这是“牛郎”“织女”相会之日，即中国传统情人节。

这天下午，三三两两的老人开始前往北京地坛公园，参加一个为子女相亲的大会。再过2天，一家婚介机构也将在此，组织上万名单身男女举行的相亲大会。

来自媒体的披露说，目前北京仅单身大龄女青年（戏称剩女），就有50多万。

相亲场面的热闹，在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，不过是一个“交易费用”过高的例子。但在旅美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看来，这是不能忽略的“生活中的经济学”。

比如男方为结婚买房，给彩礼，办结婚等全部的费用支出，往往需要男方几代人的付出才可以办到，而这显然导致男方父母生存压力加大，不得不一辈子为子女结婚储蓄。

相亲成本过高的结果是一场关乎宏观经济的长波效应，魏尚进说，中国男比女多引起结婚成本上升，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率，这是整个经济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。

魏尚进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（IFPRI）研究员张晓波，使用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发现了上述结果，6月下旬，这一结果在美国经济局网站上发表，随后引发争议。

剩女剩男：不是交易胜似交易

每个周末，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厅筒子河南岸，200米左右的河岸，就会出现一个热闹的相亲场面。

约500多个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，手拿a4纸，或举牌于胸前。纸上或牌前，仔细描述着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特长、户籍所在地、工作行业、房产等信息。

类似大型相亲地点远不止中山公园一个，目前北京几乎每天都有父母为子女相亲的市场，比如周二、六下午在海淀公园，周三下午在地坛公园，周四、日下午在陶然亭公园，周六下午在玉渊潭公园。此外，在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沈阳这样的大城市也有类似现象。

另一位女士告诉记者，一次户籍制度的微调，也让北京女孩的选择微妙起来。

北京是2002年开始取消子女户口随母亲的限制，这一年有4500多名外地户口的子女户口随父迁到北京。一位50多岁的女士告诉记者，如果没有子女户口随父亲的政策（即必须父亲是北京户口，子女才北京户口），北京的女孩不至于难以出嫁到这个地步。

天津社会科学院婚姻汪洁把这种找不到配偶的单身男女叫“甲女丁男”，即目前最优秀的女性（剩女，一般在城市），和条件稍微差的男性（剩男，一般在农村）。

她告诉记者，本来目前适龄婚姻的男性就比女的多上千万，但是女的要求高，男的娶得难度更大，这使得婚姻需要依赖一个有形市场进行发现。

结婚成本：

生子建设银行、生女招商银行

人口与婚姻所看到的女性不嫁的背后问题，远没有这么简单。

对于这种情况，在北京父母对子女的相亲会上，流传的一个说法是，生个男的，如同建设银行，生个女的等于招商银行。因为男方要储备钱财准备结婚，女方则可以收取彩礼，可以招财引资。

“再过几年，女孩子就很少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女孩子在大城市就不好嫁人。”一位中年女性对记者说起自己未嫁的大龄女儿时说。

一位女士也说起了自己的女儿，“她就是太纯真了，没那个意识，平时没事就喜欢在家里看书学习。”她很无奈的摇着头，“我总结她就是太纯真了，喜欢学习，没那个想法，平时也不出去社交。”

相异剩女的惜嫁，男性婚姻则受困越来越高的结婚成本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张翼研究员告诉记者，造成中国成年人未婚比例越来越高，是男性未婚比例不断提高的原因，是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过高导致的。

这方面由于男性比女性多出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导致男性结婚的成本越来越高，未婚的比例也就越来越大。

比如女的在大城市要求男方有房有车有学历，各种条件要比女的高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男方只能找低龄的一半条件的女性。同样在农村，由于索要彩礼以及盖房等压力，将导致其男性结婚的成本提高。

“我见过一个打工的农民工，女方要6万元彩礼，这需要这名男性农民工整整工作6年的时间才能攒够这笔钱，这还不算盖房子的费用。”他说。

这种男性结婚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，在城乡均普遍存在，而且1年是一个数字。比如目前在农村除了高昂的彩礼外，盖一个2层楼的成本也高。在城市则需要买上一个房子，这远非成年适婚男性所能。

中国国际婚博会结婚产业调查统计主任廖俊国告诉记者，2006年经过调查的北京结婚平均费用为15万，近几年这个数字涨到约17万左右。上海则更高，约在20万左右。

这仅仅包括请客、拍婚纱等。如果算上买房，则都是比较高的数字，比如北京买个房子没有百万不敢想象，结婚没有父母资助，很难想象。“孩子结婚的事情，可能是父母省吃俭用一生准备的，为的就是这几天。”他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