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题：梦中的沙坪坝
- 发表于2009-11-16
沙坪坝是我读大学的地方，也是我发育后逐渐迈向青春的地方，更是保留着我大部分青春记忆的地方。这个地方离我最远的时候有17年的距离。
1992年的夏天，我收到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让我惊讶的有两样东西，一是说我这个专业要读五年而不是四年，二是有一张粉红色的铅印的纸。铅字发着油墨的光，说在新的学校可以：夜观乌金西坠，晓望旭日东升。我就揣着这张粉红色的纸，来到了沙坪坝。刚进宿舍就听见大喇叭里在播一首歌：“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，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，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，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，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……”我问小黄，东方之猪是不是说重庆养了很多猪？小黄说这个我不晓得，反正四川有个新希望集团，是专门做猪饲料的，他们的广告是“吹猪不吹牛”，嘿嘿。歌播完了，一个女声接着说刚才的歌是90级的谁谁谁点给他新来的老乡谁谁谁的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大学是有老乡、女生和广播站的。晚上，宿舍的人都到齐了。从广东来的胖子告诉我那首歌唱的是香港，随后大家开始比着背五个字以上的外国人名，比如米开朗基罗、德拉克洛瓦，湖南的老莫突然翻身说：这算什么，我告诉你们，萨特才厉害，萨特是存在主义的大师。于是，我们听他讲了一晚上的萨特和法国，并且在拉完一泡存在主义的尿之后，准备迎接大学的新生活。
第一年过得悠长而新鲜，我背熟了一个顺口溜：重大的牌子，建院的票子，西政的汉子，西师的园子，交院的房子，川外的妹子。西师在北碚，交院在南山，我们喜欢的是川外。据师兄们说，建院和川外有着悠久的友好传统。1993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们寝室和川外的一个寝室成了友好寝室。我们请友好寝室来沙坪坝吃麻辣烫唱一块钱一首的卡拉ok，她们就邀请我们去歌乐山吃辣子鸡。我们坐中巴到烈士墓下车，见到了高大的红色的烈士们的塑像，我想起看过一部叫《在烈火中永生》的电影。当时我才上小学，不知道“永生”是什么意思，于是就去问二姐，二姐告诉我永生就是不会死。我知道这就是传说中关江姐和小萝卜头的地方，但是女生们带我们踩着小路爬上了歌乐山，吃了辣子鸡还打了羽毛球，晚上好像还有舞会，我记不清了。我只记得两年后我们依旧和友好寝室关系很好，也是去舞会，有人在舞厅外边打架了，小丽一把就把我拉到了她的身后，我贴着她的毛衣，在夜晚闻到了头发的香味。
在沙坪坝逛，只有去川外我们才会坐中巴，而沿着学校往西边走去磁器口，一般都是走路。那时候整个沙正街的两边都是低矮的一到两层楼，就是那种步行起来亲切又舒服的尺度。最舒服的时候是秋天，阳光整个地敷在你的身上，偶尔有一丝的风，让你在走路的时候立刻停下来，眯上眼睛，想立刻趟到地上，哪怕死掉都行。重庆的秋天有种迷人的味道，这样的味道在沙坪坝街道两旁的阳光和阴影中飘荡，沿着脚下青石板路能一直把你引到磁器口。那是我们去画写生的最好的去处，基本上只有老人和孩子，大人们都早出晚归，要不就在城市里佃房子住。我们喜欢三三两两地去画写生，画累了就去茶馆里喝茶、发呆，要是遇上下课的小学生，他们会围上来看，说：叔叔，画得好好哟，拼给我嘛！现在这些放学的小孩都不见了，磁器口已经变成了旅游街，只有沿着老街往江滩的反方向走，还能依稀看见那时的记忆，三两桌的麻将在巷子里噼里啪啦的，时间就这么慢慢地流走了。
时间流淌到离沙坪坝14年远的时候，我恋爱了，但是不是和小丽。我说我给你讲个鬼故事吧，她说我先讲。讲到第三个的时候我“哇”了一声，她吓得扑了过来，我抱住然后就不放了。我们谁也不想回寝室，但是也不晓得可以开房啥的，因为整个沙坪坝也就一家传说中的沙坪大酒店。在沙坪大酒店住上一晚，是无数同学读书时的梦想。我们去了建院中门旁的银河录像厅，因为录像厅的座椅是没有扶手的，晚上看通宵的也没有那么多人，于是可以拿来睡觉。她的头发就那么在我的怀里洒落下来，仿佛银河。
那时候我对沙坪坝的录像厅已经了如指掌。我们最喜欢去的是后门的沙区图书馆的录像厅，因为片子好，而且电视也大。每天录像厅都会在食堂门口的布告栏里贴广告，白纸大红的毛笔字，字也写得很好。也有其他录像厅来贴的，字都没沙图的好，片子也就要差些。在重师旁边的巷子里，还有一家放文艺片的，可以点片子包场，甚至连新浪潮的片子都有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94年世界杯的时候，大学二年级的考试还是比较多，我们频繁地去中门外吃一块五一份的小炒，就是为了吃饭的时候看看体育新闻或者看半场球。等到四级考完了，结构力学考完了，材料力学考完了，幼儿园设计的图也交了，但是世界杯还没结束。这时候夜晚去看球就简直像进了天堂，这个天堂就是沙坪坝电影院。
整个沙坪坝的录像厅几乎都在转球赛，但是进电影院看还是第一次。那天德国对保加利亚，那是斯托伊奇科夫风光无限的夜晚，他一脚任意球就把德国队给淘汰了，那天晚上沙坪坝下着瓢泼大雨，我收拾完二天要回家行李，花7毛钱买了块大西瓜就坐进了沙坪坝电影院。这是我第一次到这家电影院，大概是因为票价比较贵（看一场要三块，两场要五块，其他地方每场只要一块五），里边零零落落地坐着二三十个人。我的偶像马特乌斯一脸无奈，但是我看得这叫爽啊，每个人的脑袋都非常大，连毛孔都看得真真切切，嘴巴里的西瓜好甜啊。这场看完，下一场是罗马尼亚对瑞典了，正在休息的时候，喀嚓一声闷雷，电影院里一片漆黑，有个人过来喊：天线遭雷打断了，今天修不起老，愿意等的就等，不愿意等的门口退两块钱哈。我退了两块钱，转头就溜进了银河，大家都在看比赛，连看门收票的也在大喊，我就一直看到天光发蓝，早晨的石板路都湿漉漉的。
我和她从石门大桥回来的时候，早晨的石板路也是湿漉漉的，而且是冬天。她说我们去走走吧，冬天在学校谈恋爱还真是没地方去，学校里有查夜的，拿个手电到处照，到了十一点了就会过来说：同学，晚了，回寝室哈。以前我听胖子他们说过，他去食堂楼顶，去电影广场都被手电照过，结果就去了隔壁的三中，但是三中也有查夜的，只好落荒逃回来了。胖子实实在在恋爱的时候，我还在柏拉图。我喜欢的女孩在天津读书，只好写信，终于她说要来重庆看我了，于是赶紧去打电话落实行程。当时整个沙坪坝只有两部长途电话，在三角碑转盘旁边的邮局里，我把一百块的押金全打到全部用光了为止，出来一看，门口排队的都排到马路了。她说我们去走走吧，我说你等等，然后就飞跑回寝室向老余借了件军大衣。我们去了石门大桥下的嘉陵江边，两个人蹲在大衣里过了一晚。那天晚上，我猜出了她的生日，她是白羊座的，她给我讲了小学到高中的故事，应该还接过吻，但是在早晨回来的路上两个人都饿了，就三角碑旁边吃了碗酸辣粉。
三角碑过来一点点就是沙区文化馆，那时候南开城还没建，沙区文化馆也没有变成三峡广场，里边也有好几家录像厅，口袋里带十块钱就够两个人在文化馆过一个周末了。更重要的是新华书店也挨着三角碑，每次想看书就可以去，基本上是开架的，但是好的画册还是锁在玻璃柜里。有一天我发现柜子里放了一套日文版的外国画册，就让营业员打开看，大概打开看的次数太多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，就花了50块买了本伦勃朗的回来。另一个买书的地方是三中门口的一家报亭，里边经常有新的小说，王小波的三部曲就是在那买到的。那是1997年初，王小波快要去世也快要出名了，我也离毕业也不太遥远。南方的香港要回归了，重庆也在准备庆祝自己的直辖。五一的时候，建院的学生被拉到沙区文化馆开展便民服务，我负责的是咨询家庭装修。但是那天没几个人来问我们，倒是修家用电器的机电系的摊子前堆满了录音机和电视。游行的队伍过来了，锣鼓喧天地扭着秧歌，沙坪坝的大街一下子就被人群给挤满了，变得和平时不一样了。
我回想自己在沙坪坝呆的五年，好像确实一天天在变化着它的模样：建了南开城了，在桥头两边的菜市场没了，坎下五毛钱一盘的台球也没了，贴着岳飞《满江红》的河南餐馆没了，中门和重大旁边新开了几家网吧，有了快餐店了……除此之外，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：公共汽车还是在三中门口扎堆；中巴车还是在喊着：走起，磁器口，磁器口，走起；学校里的老毛依旧对着校门在挥手；女生们还是抱着书本去上晚自习；沙正街上还是三三两两地走过学生情侣；大门外的棒棒还是会喊：眼镜，好多钟老？我回答他：12年。对，我最后的记忆就停留在离沙坪坝12年远的地方，哪怕后来还数次地回到过沙坪坝，但是留在我脑海里的沙坪坝就这么远，又那么的近。我要和她去遥远的南方，要离开这个生活和熟悉了五年的沙坪坝了。
2007年和同学十年聚会时，大家又都回到了沙坪坝。我们去老四川吃的饭，喝酒喝醉了睡着半醒地听到同学在唱“就像山一样高就像海一样深”，就哭了。后来晚上做了个梦，梦见和胖子一起从歌乐山上抢了架飞机，飞机实际上就是根圆木头，绑着丁字尺当方向盘。我说胖子你负责加速哈，我来控制方向。于是我们一路从歌乐山顶飞了下来，越过川外的妹妹和西政的哥哥，越过杨公桥和沙图，穿过沙杨路进了学校的后门，经过食堂宿舍，越过重大的操场看到在老丁在那里表白，越过桥头的供电局舞厅正好舞会散场，同学们都三三两两地爬上了我们的飞机，叽叽喳喳地商量去哪。去石门大桥吧，或者去磁器口，反正我们去了江边，我和她一起披着那件军大衣。飞机变成了龙舟，嘉陵江两岸，稻米正在丰收。
- 发表于2009-11-18
好文章！！霸道！！
- 发表于2009-12-21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