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题：中国首辆民用摩托这样在重庆问世(组图)

screen.width-200){this.width=screen.width-200;}" alt=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>
中国首辆民用摩托这样问世

嘉陵“闹钟”不如鸡公

新中国成立后，跟所有的兵工企业一样，嘉陵厂（当时还叫国营四五一厂）同样面临和平年代枪弹需求大量减少的窘困。于是根据上级指示，厂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民品嘉陵牌“闹钟”。

“1954年开始搞闹钟，连关键材料‘发条’都要从捷克进口。”老工人罗华新回忆说，当时因为盲目追求产量，质量不过关，导致用户批评不断，“用户给编了顺口溜，‘嘉陵闹钟不如个鸡公。该闹时不闹，不该闹时闹得凶。’”此后，嘉陵还生产过变压器、铜丝、钢球、鞋钉等民用产品，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反而打乱了军品生产，很快就被叫停，重新回到以军品为主的老路上。

欲与南斯拉夫合作

 1978年，罗华新陪同当时的厂书记孙寿彭到北京开会。“李先念主席跟我们说，不打仗了，大家要学习一下如何搞军转民。孙书记回来就想搞民用摩托车。”

“当时厂里还有一种意见，认为搞电风扇容易些。”时任厂财务处处长的郝振堃回忆说，“但电风扇利润低，要养活我们这样的军工大厂，产量小了不得行，大了又会挤垮电扇厂。”经过调查，当时全国摩托车产量不到5万台，技术落后，几乎全是军品。

同年底，厂里派出考察组赴南斯拉夫南托斯工厂。由于当时与南斯拉夫断交20多年，南斯拉夫对中国的无知达到了可笑的地步。“他们竟然问中国有没有自来水。”

“回北京短暂休整后，我们又去了日本，购买了几辆本田摩托。”

1979年4月，南斯拉夫应邀回访。“当时我负责谈判，他们提出的条件苛刻，要价高，没谈得拢。”但郝振堃现在的想法却有所改变，“当时我们不懂如何国际合作，也是原因之一。”

在送南斯拉夫访问团上飞机时，郝振堃道出了嘉陵人的心声，“不管有没有国际合作，都要搞摩托车。”重述当年那句斩钉截铁的话，71岁的郝振堃依然热血沸腾。

嘉陵造出“争气车”

“当时我们想的就是要造一辆自己的摩托车，为自己争口气。”提起那段历史，郝振堃似乎回到了当年热火朝天的场景。

从1979年4月20日开始组建摩托车研究所，到6月底完成对购买的本田样机解体测绘工作，9月2日解决试制样机所需金属材料……截至9月15日，第一辆“嘉陵”（当时为熊猫牌）民用摩托车组装成功，为中国造出了首辆民用摩托。“当时孙书记非要亲自试骑摩托车，结果因为过于兴奋，操作失误，摔掉了门牙。”

当年10月1日，5辆嘉陵CJ50型摩托车在天安门广场绕场骑行，引起轰动。当年生产的55辆摩托车，全被北京市民买走。这一年国营第四五一厂正式更名为国营嘉陵机器厂。

在嘉陵的成果展示厅内，记者见到了“争气车”CJ50，很老气的橘红色，没有漂亮的外观。

郝振堃介绍说，50、70和125型，是当年嘉陵生产最多的摩托车型，“摩托车上马后，嘉陵迅速扭亏

1995年，产量突破百万。嘉陵成为名副其实的摩托车老大。”

龙华枪子北厂


screen.width-200){this.width=screen.width-200;}" alt=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>

重庆，一座工业重镇，拥有众多全国知名的工业企业，在近百年的现代工业进程中，这些企业创造出一个个奇迹，给我们这座城市带来了光荣和梦想，也为市民的生活带来惊喜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走进这些企业，寻找重庆工业之源。

核心提示：在重庆说起嘉陵厂，可谓无人不知。但要问中国的第一台民用摩托车出自哪里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。

当年嘉陵用4个半月的时间，造出了全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———CJ50型。在嘉陵的带动下，众多摩托车企业在重庆诞生，成就了重庆“摩帮”的美誉。

“能够制造中国第一台民用摩托并不是偶然，这是嘉陵悠久工业历史的必然产物。”4月1日，前嘉陵厂厂长郝振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这样解释当年这段历史。

郑守权（1942年进厂，原25兵工厂工人，85岁）

罗华新（1948年进厂，嘉陵机器厂退休工人，83岁）

郝振堃（1959年进厂，先后任财务处处长、总会计师、厂长等职务，71岁，已退休）

嘉陵厂历史溯源

李鸿章授意建枪子厂

距今已经有130多年历史的嘉陵集团，其前身为嘉陵机器厂，创始于1875年清朝政府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，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军工企业之一。

19世纪60年代，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兴起了“洋务运动”———师夷长技以制夷。1875年，在李鸿章的授意下，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西郊的龙华镇设立枪子厂（简称龙华枪子厂）。当时制造枪弹的机器设备，主要从德国进口，产品仿照林明敦枪弹，每天能产5000粒。到了1904年，就能生产毛瑟枪弹、比利时枪弹等十几个品种。

到1932年淞沪会战前，龙华枪弹厂（1928年更名）已经成为当时较为先进的兵工厂之一。

筹建第25兵工厂

淞沪会战开始后，处于战区的龙华枪弹厂奉命迁往杭州。9月，又奉命迁往河南巩县，但一直没能建厂生产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龙华枪弹厂辗转武汉、株洲，在接收了江西、湖南等兵工厂的设备后，于1938年抵达重庆，筹建兵工署第25工厂，选址磁器口附近的詹家溪（今双碑）。

“进兵工厂相当于进今天的银行，福利待遇好得很。其他行业的很多技工，都跳槽到了兵工厂。”原第25兵工厂工人顾建成回忆，当时除了每月发放3斗2升大米外，一些战时紧俏日用品，如油、盐、煤，均由厂方组织运进，凭票供应，并免收房租。“不但如此，兵工厂还享受‘不拉夫’政策（不服兵役）。”

“为保证兵工厂有足够的技术人员，当局不惜引发一场技工挖角大战，其他许多行业受到影响。”重庆兵工史专家刘登仁说，种种优惠政策，使大批技术人才流向各兵工厂。

解放后，第25兵工厂被政府接管，更名为国营第四五一厂。

山洞里建工厂抗日 年产量曾超5000万发

3月31日下午，85岁的郑守权来到双碑嘉陵工业园的靶场一带（原二层岩）。这里有一段长约400米，高50米的山脊，分布着10多个山洞，是当年第25兵工厂建的山洞厂房。山洞分布密集，间隔不到5米，洞口宽度和高度都在8米左右，呈半圆形。如今洞口的铁门锈迹斑斑，有的已经被藤蔓掩盖。

郑守权在每个山洞口都要张望一阵，1983年退休后，他就再没有来过这里。从1942年到1945年，他在27号山洞里工作了4年，一边躲避日机的轰炸，一边生产子弹匣。

经过一番仔细辨认，郑守权终于找到了自己当年工作的27号山洞。“洞子一般都是30多米深，大门处都设有稽查守护。两边放机器，中间是过道。”在他的指引下，记者看到山洞中间还挖有腰洞，与两边的洞子相通，“平日里我们在洞里作业，听到警报响了就躲进腰洞里，即使外面炸垮了也不怕。那时，我们工人成天想的就是多造子弹，把鬼子打个稀巴烂。”

当时的25兵工厂一直处在日机轰炸的风口浪尖上。“听说炸得最凶是1938年。那时工人都是尖着耳朵上班。一听到警报，放下工具就往厂房旁的山洞跑。”郑守权称。

1942年郑守权进厂时，25工厂正紧锣密鼓地建这些山洞厂房。除二层岩外，挂榜山脚也在挖。到1942年5月，共挖出了40座山洞。

1942年10月，迁往山洞的机器安全完毕，山洞生产的效益很快凸显。12月起，工厂具备了月产600万发枪弹的能力。1943、1944年连续两年枪弹产量超过5000万发。

“当时所有的子弹都是走水路，运往朝天门再送往前线的。”郑守权带记者来到嘉陵江边的码头，昔日的趸船已经不见踪影，岸边只剩下一根当年拴缆绳的铁环柱。当年25兵工厂5年期间生产的近3亿发子弹，和其他的抗战物资一起，如同嘉陵江水一般，源源不断地汇集朝天门，再输往抗日前线。

山西青年骑上嘉陵

瞬间跨过壶口瀑布

1999年6月，黄河一如它所经历过的数千万年沧桑，平静地流淌着，西出雪山，东归大海。6月份是黄河的枯水期，但在著名的壶口瀑布一带，由于河道存在50余米的落差，水势澎湃，景象壮观。滚滚浊流翻滚着跳下深涧，声震山谷，水雾纷飞。

20日上午11时51分，在响彻两岸的威风锣鼓声中，山西吉县青年农民、“黄河娃”朱朝辉身跨橘黄色国产嘉陵摩托，从黄河东岸高高跃起，呼啸着跨越壶口瀑布，轻巧地落在西岸陕西宜川县一侧。短短的一瞬，这个23岁的农村青年就完成了他挑战香港特技大师、“飞人”柯受良，飞越黄河壶口瀑布的夙愿，成为驾摩托车飞越黄河的第一人